“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我走上了一条通往‘宝山’的正确道路——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水口山，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宝山’。”耿飚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贫苦出身：逃荒到水口山

耿飚出生于湖南醴陵严家冲村一个贫困的家庭，因家里穷得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宗亲们让他一家借住在耿氏祠堂里。
1916年农历2月，耿飚一家随着人流逃荒到水口山铅锌矿。水口山一带是我国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也是中国铅锌工业的发源地。
耿飚一家人来到一个叫做“老鸦皂”的地方，他们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宝山”，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人间地狱般的情景——一群腰间围了一块破布的“人”四肢着地，驮着一个个装满石块的箩筐，在狭窄的巷道里艰难爬行。
大片散乱的石块堆中，像是蚂蚁一般挤满了无数个孩子，他们用硕大的铁锤狠命地敲打石块，还发出“哇”“哇”的用力声。在他们的旁边，来回走动着凶神恶煞般的监工，不断用竹篾抽打那些动作稍慢的工人。
童工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仍过着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迫于生计，时年13岁的耿飚也进到水口山铅锌矿当敲砂童工，当现实的大门对他敞开时，血淋淋的真实深深刺痛了耿飚的心。

反抗觉醒：一名出色的通信联络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觉醒并壮大起来。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到水口山后，工人们深受鼓舞，热血沸腾。

同年11月27日，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专人到水口山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在水口山的康家戏台设立了“湖南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短短两天便有3000多矿工加入工人俱乐部。
耿飚在当敲砂工期间，受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的熏陶、水口山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革命进步人士的教导，当起了站岗放哨的通信员。
耿飚“人小、腿快、不引人注意”。大罢工爆发前夕，耿飚带人到衡阳把罢工宣传要用的油印机和文具纸张、刻写钢板，化整为零，藏进破铺盖和竹筒里，深更半夜背回来，秘密运送到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并深入矿工当中宣传动员和“发信”。

1922年12月5日凌晨，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机器全停，矿区静寂。
12月19日，反动当局设下“鸿门宴”，工人领袖蒋先云、刘东轩“双雄赴会”，耿飚被安排到矿局，探听消息并传递出来。
罢工期间，耿飚等人拿着传单，到大渔湾、松柏等地散发，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使水口山工人的罢工斗争声威大涨，举世闻名。最终，坚持了23天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罢工胜利后，耿飚被分配到洗砂台工作。洗砂台是地下党团组织召集会议、开展活动的好场所，他常负责放哨及传递情报，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通信联络员。

少年英雄：指挥童工大捷

大罢工后，反动矿局为解外商亟待装船要矿砂的燃眉之急，指使选矿科长潘振纲强迫童工敲砂。耿飚等敲砂童工不肯开工，潘振纲对他们一顿乱打。
耿飚与同伴刘亚球、顺生仔等商量，前去与潘振纲理论。潘振纲恼羞成怒，拔出枪来威胁童工，附近几个武装矿警闻讯赶来，一见这阵势，向童工们亮出了枪口。
潘振纲有了帮手，得意忘形道：“政府有令，闹工潮格杀勿论！”
他话还没说完，耿飚已如火山爆发，积聚全身力量，喊出了第一声：“哇……”几百个敲砂童工共同进退，霎时间敲砂场“哇”声齐鸣，连同挥舞的几百只小拳头，吓得潘振纲和矿警连连后退。
很快，工人纠察队闻讯赶到，那几个矿警灰溜溜地收枪离开。耿飚的堂舅宋乔生一个“旱地拔葱”跃上了台子，揪住潘振纲的大衣，伸手就缴了他的手枪。潘振纲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宋乔生一脚踢下了台子。紧接着，几个工人纠察队员上来把他扭住。
“孩子们，你们胜利了！”宋乔生抡起胳臂欢呼。
这就是水口山铅锌矿工运史上著名的“一二.二一童工大捷”。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赞扬：“……罢工十余日，俱乐部日夜训练，即幼童亦变为强夫矣！”作为“童工大捷”的主导者，耿飚在水口山多了个称呼——“少年英雄”。

走向革命：东阳渡运枪

耿飚白天敲砂，晚上则到工人夜校学习，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懂得了工人阶级要通过斗争求得解放的道理，于是向组织提出了加入共青团的要求。1925年2月，耿飚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耿飚时年16岁，按当时规定，共青团员满18岁时可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开始了生活中新的一页。

1926年，水口山党组织决定派人到东阳渡兵工厂秘密接运枪支弹药，耿飚被委以重任。特务一路跟踪，他巧妙地甩掉“尾巴”。到了东阳渡兵工厂门前，耿飚伪装成乞丐，机智地与联络员暗号接头。第二天晚上，耿飚对敌人哨兵采用“调虎离山”计，同我方人员快速把十六支“老套筒”和子弹运出。这些“老套筒”和子弹，助力了水口山第一支工人武装的诞生。
湖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曾长秋告诉记者，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这支工人武装后来迅速发展到了800多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了井冈山。他们正是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特务营”的前身，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26年，耿飚离开水口山继续革命道路。他在水口山整整生活了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年。
回到水口山：追忆十年革命起点

1986年，耿飚回到水口山，参加建矿90周年的活动。
现任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副处长的李自然当时就在欢迎耿飚的现场，“我当时还在上小学，作为少先队代表和同学们一起。见到耿飚首长的时候，感觉首长态度很温和。我们列队，面到微笑，平视前方，看着主席台，心情激动澎湃。当时的少先队大队长是一位女生，她还去给首长献了花，敬了队礼。”时隔多年，李自然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
李自然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在水口山，深受耿飚革命事迹影响，他回忆说：“小时在矿区看过的解放军画报，阅览过的《红旗飘飘回忆路》，听老师家长讲过的矿工罢工故事和耿飚首长率队长征的事迹，以及高中反复看过的《耿飚自传》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我的人生走向以及个人志向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1991年10月8日，耿飚再次回到水口山。水口山授予他“水口山矿务局功勋矿工”荣誉称号。

针对该矿因受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困扰而忽视市场的状况，耿飚语重心长地建议：“矿山要进一步发展，你们要学会做生意，要学点孙子兵法。”在当时国内理论界还在为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而争论的大背景下，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为矿山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矿部那棵百岁枫树下，他满怀深情地和乡亲们握手叙旧。抬头望见那巍巍井架，隆隆驶过的矿车和一幢幢家属楼时，耿飚感慨地说：“发展得快呀，不是过去的水口山了，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水口山了，完全不同了，全部变了！”

回京之后，耿飚在回忆录中用三章的篇幅记叙了在水口山的革命成长过程。他的回忆里充满了对水口山特殊的深情：“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我常常一闭眼，脑中就浮现出宋乔生舅舅等同志的形象，正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法宝——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解放后，耿飚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常委，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水口山同样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当年的铅锌矿如今已经发展为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世界五百强排名第92位的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集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加工、贸易于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
水口山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均提供过特殊材料，并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通令嘉奖。